江州府没有旱情，这几年田地粮产收成一直不错。
可因着江陵郡邻近渝州边境，受渝州灾情影响，其实这三年里江陵郡管辖下各地的粮食价格也是一涨再涨。
若不是大康境内各州府之间都有粮禁（各地产粮，若无州府官印，不得过境私售），恐怕这粮食价钱更会飞到天上去。
就是这般，最初两年也止不住粮商私下屯粮。
以大米为例，从最初的二两银子一石，涨到现在的四两银子一石。
听说最贵时能卖六七两银子一石，只是不过才几日就被官府压制了下来。以严惩抬价的粮商为戒，强行控制粮价，才免于江陵郡生乱。
《资本论》里说“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
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即使江陵郡君府管制的再严苛，江陵郡内的粮价现在还是要远贵于江州府境内其他地方的价格。
在江州府小麦的价格比稻米要低一些，没研磨去壳的新收小麦，晒干后，能卖一两银子一石，在江陵郡则能卖一两半银子。
光顾家新收田里那些，除去苞米不算，剩余的扣掉粮税和杂七杂八的损失和人工，也能值七八两银钱。顶的上一亩地的价值了。寻常人家可真没那么大方可以白送的。
顾七没有想私吞粮食的念头，但也不想做无用功，不想做往后说不清道不明的赔本买卖，所以必须要让牙行做个见证，留个底，往后清算起来，该多少是多少。
第二日清早，顾大年就带着顾七连夜画好的图纸，寻了做工的师傅一起去了向西隔着一个村子的石料场。
顾七则去了村长家拿地契，顺便又向村长打听了下村子里既有学识的又愿意给人择日算吉的先生。这一打听还真有好几个。
一位姓李，是李氏族内的长辈，早年读书考过功名是个童生。又因其辈分大，在李氏族人里威望颇高。
一位姓宋，倒是和村里的几个大姓家族没有关系，是从前镇上的教书先生，秀才爷，年纪大了退回小旗村安养。
另外还有两个年纪轻一点，是村子里孩子读书的后生，因着有学识也会帮着做些取名算日的事情。
虽然和村长家交好，但顾家毕竟不是李氏族人，请李氏族叔辈的帮忙不合适。顾七比较中意的是那两个年轻读书人，年轻人好打交道，规矩少，更容易银货两讫。
不过李村长的意思，却是让顾七最好先去请宋老秀才。
士农工商，读书人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
小旗村富裕，有几户的耕读人家，但大多也只是给启个蒙识得几个字，长大成人后有些见识能找份好活计便不错了。
真正能够考取功名的少之又少，像李家那位有童生功名的已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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