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以驱逐威廉四世为目的，本来共和派在海牙惨案和法国入侵的威胁之后，已经是胜券在握。
可偏偏有人非想要一步到位，不但要驱逐威廉四世，还要趁着这个完美的机会直接废掉联省政府。
结果步子迈的太大，扯着蛋了。
饭要一口口的吃、路要一步步的走，道理谁都懂，事到临头的时候却往往昏了头。
在前任大议长的遗作出版之后，整个荷兰的社论界平静了几天后，新的一轮论战又开始了。
这时候，那些笔杆子已经将死了的十几个人遗忘了。
因为那十几个人的死，算不得什么。
而真正有意义的，是“永恒的战争”。
不久之后，共和派的一篇雄文横空出世。
只是，全篇都是辩经的东西，寻常人不是很容易看得懂，而且过于空泛。
【一种永恒的战争，存在于专制的力量和人民之间。双方都在尽最大的努力，捍卫自己的自由。而前者自由了，意味着人民永世的枷锁；后者自由了，意味着前者被锁紧了囚笼。】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直接开始定义永恒了，那肯定就要往神学上靠了。
大量的拉丁文词汇，出现在这篇文章了。神学意义上的人的自然权利，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证明的，这里面的证明过程需要一定的神学基础，而大量的拉丁文词汇，已经使得荷兰百姓看不太懂了。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荷兰的宗教气氛相当浓厚，这时候启蒙运动才刚在法国兴起，要讨论这些自然、神旨、永恒之类的概念，就不得不用经院哲学的逻辑基础，来进行证明。
后世可能每个人都听说过“天赋人权”，但这东西，和后世每个人都知道地球是圆的一样，他只是个概念，自小灌输成为了潜意识的一部分。
哪怕是个七八岁的小孩，你说地球是方的，他都会嘲笑你，但他却没办法证明。
此时与后世不同。
后世，很多东西是公认的概念和正确；而此时，这些概念想要成为正确，还需要一个过程。
有些东西，不是说出四个字，就能让人惊呼此真理也的，而是要给出一个证明过程并且让这个证明得到此时时代人的认可，才能将这种正确传递给下一代。
就如同二百年前，地球是圆的，还需要证明；而现在，地球是圆的，连松江府的织工都深信不疑，并且传递给下一代就如同人活着就该孝顺父母一样成为了一个不需要证明的公理。
亦如同《几何原本》里的公理、公设。最基本的东西，却不用证明，也无法证明。当大家都学、且都公认的时候，就没人去怀疑这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真理，应该说，绝大多数学过几何的人，都不会去怀疑那些公理是不是真理、或者去探究下到底是咋证明的。
公理成为不需要证明的公理，需要一个过程。
然而这时候，这些荷兰共和派提出的概念，就需要他们自己证明。
一旦开始证明，这种空对空的东西，在荷兰这种环境下，必要扯上神学。
一但扯上神学，就不是普通百姓能读懂的了。
可不这么证明，也没办法反驳范思林格兰特的观点：
因为范思林格兰特，是以史为鉴；而共和派的那些理论，无史可依。
不拉上神学，就没法对付历史。
正如在大顺，对抗历史经验的最有效手段，是圣人之言。
而在荷兰，对抗历史经验的最有效手段，也是神学概念。
路走到这一步，其实已经把路走窄了。
从开始的煽动性的、挑唆情绪的内容，变成了枯燥的、经院哲学式得辩经，这些社论的影响力就立刻大减了。
重要的是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
改变世界，要靠荷兰的百姓。
本身趁着海牙惨案，是个改变世界的机会，以后怎么办，先上去再说，结果被他们自己弄成了解释世界的辩经。
而辩经又辩的一让荷兰百姓看不太懂、而又搔不到荷兰百姓内心的点，看上去说的颇有道理，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
在这篇经典的辩经文出来后，大量的辩经文开始出现，正反双方都开始针锋相对地辩经。
海牙死的那些人，上不得辩经的台面，在舆论场中渐渐被人淡忘。
但是，一些新的小册子，此时却悄悄在广大的市民阶层中流传开来，用的也是百姓看得懂、且喜闻乐见的一些东西。
下三路。
逐渐的，这些专业辩经的社论，不再是最开始时候的场景。
最开始，没辩经的时候，以煽动情绪、喊口号为主的阶段，每一次这些匿名的社论一出，立刻被广为传播。一些人看完了之后，送给别人看；一些人看完了之后，给别人讲。
不辩经的时候，说的都是人话，大部分人都能听得懂，确实感同身受。
而开始辩经，一般人是既看不太懂，也不是只剩口号，更多的是枯燥的逻辑和让人昏昏欲睡的证明，传播力顿降。
这些共和派中的分权派，把自己的定位定错了：到底是想当象牙塔里解释世界的哲学家？还是想在荷兰乱局中实现理想的政治家？
政治家，尤其是街头的政治家，当然可以同时是哲学家。
但一个明智的、有手段的街头政治家，绝对不会在街头煽动的时候，讲长篇的哲学，而是会敏锐地把握民众的情绪并施加以引导；更不会面对他们所期待的受众，明知道文化水平有限，还搬出厚厚的拉丁文经院辩论专用词汇。
即便，他如果不在街头的时候，可以长篇累牍地写出一整套逻辑缜密的著作。非不能也，不该为也。
就在社论的方向，从论事变成论理的时候，民间流传的小报，渐渐引导了市民的主流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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