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还是原来的村子，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我家的那几间残破的砖瓦房还是原来那个样，只是比前两年更加地破败与陈旧。这个地方我过去总是嫌它贫穷，嫌它枯燥，嫌它辛劳，想着永远地离开它。可是，我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不知道是它在讽刺我，还是我自己在讽刺自己。但不管怎样，在离开它两三年后，再回到它的怀抱，我还是能感觉到它对我的深情与眷恋。
我站在村头，望着这片广阔、干黄而贫脊的土地，心头禁不住地涌起一种想哭的冲动。这片土地，千百年来，承载着我们祖先多少代人的辛劳和苦难，也给了我们多少的收成和回报。有多少人为了想过好日子，离开了这里，可是，我是离开过这里的人，我再也不想离开这里了。我愿意把我一生的辛劳和汗水都奉献在这片土地上。
回村不到二十天，我跟外村的一位姑娘结了婚，婚事是我父母早就给我说好的，我看过她的照片，她也见过我，我们算是自由恋爱。从此，便扎扎实实地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我从小就是农民，但那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因为我还是个学生，可是现在，我就跟父亲一样了，整天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挣工分。
部队的生活和经历对我的性格和人生影响很大。可以说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过去，我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可是现在，我变得寡言少语，常常还会无端地叹息和忧伤。在劳动间隙或休息时，常常会有人要我讲在部队时的战斗故事和生活经历。我总是非常地不情愿，因为这些故事和经历会引发别人的联想和提问，而有些联想和提问又是我不愿意触及的。
其中一个最容易让人引发好奇和疑问的问题，那就是我为什么是战斗英雄，却没有入党，没有提干。这个问题曾困扰过我很长时间：几乎所有的战斗英雄都得到了提升，孙玉国参加完九大就直接从连长提升到团长，而我们边防站的李永强排长也在6.10事件后调到别的边防站当了连长。可我没有，而且连党都没有入。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我不能提干是因为我不能入党，而我不能入党是因为没有人给我当介绍人。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在被俘时的真实表现，所以，也就没有人敢冒这个风险来介绍我入党。这事曾让我苦恼和迷惘过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再苦恼和迷惘都没有用。现实就是这样，谁也无法改变。
没过很久，让我担心的事情就出现了。我开始听到了风言风语，说和我一起参加战斗的人都牺牲了，而我被苏军俘虏了，如果我没有叛变，苏联人不可能把我放了；如果我是英雄，为什么没有入党提干？而且，这种事情在人们的印象也都是顺乎自然的事。对这种传言，我也曾想去解释和阻止，可是，后来一想，这样做只能是毛笔描字，越描越黑，所以，我就不予理睬。
可是，那天晚上，我表侄女跑到我家，对我说，‘叔呀，玉兰说你不是英雄，是叛徒，还说你那战斗英雄是在部队里靠自我吹嘘当上的，后来有外国记者把你在苏联的表现给拍照下来，捅破了你的牛皮。说你其实就是叛徒。’
我侄女是小学三年级学生，而玉兰和她是同班同学。三年级的学生怎么知道我是叛徒？还不是听大人们说的。听着这话，我不能再装傻吊了。否则，到了明天，连三岁的小孩都会说我是叛徒。于是，我当即找到了玉兰家。当时天已经黑了，我站在玉兰家门前，对玉兰她妈说，‘玉兰妈，我找玉兰问句话。’玉兰妈说，‘问啥话？’我说，‘你不管，我只问一句话。’玉兰妈就把玉兰叫了出来。玉兰见我站在门口，吓得不敢出来，是她妈把她拉了出来。我就当着她妈的面问她，‘玉兰呀，你咋说我是叛徒呢？’玉兰吱吱唔唔回答说，‘我是听别人说的。’我就问，‘你听谁说的？’玉兰不敢说，还是她妈逼着她，说，‘你说话呀，你到底听谁说的？’玉兰哭着说，‘是翠花给我说的。’
翠花也是她们班的同学。我要去找翠花，可玉兰妈拦住了我，说，‘大兄弟，你别去找人家了，说你是叛徒这话，都在村里传成啥了，连外村的人都知道了。只是你自己还蒙在鼓里。’
连外村的人都知道我是叛徒了，可我自己还蒙在鼓里。难怪近一两个月来，村里人总是躲着我，对我爱理不理的，原来他们都在把我当成了叛徒。我一整夜都没睡好觉，就感觉天要塌下来了一样。
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了大队部，找到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这事他管不了，要我找公社。我就去找公社，可公社书记说，‘这事你得找县武装部，让他们给你证明一下。’我又去了县武装部。武装的一个副部长却对我说，‘你到底变没变节，我们又不知道，咋能给你开这个证明？’
跑了一天，不但没办成事，反把我气得胃疼。听着他们那话，好象连他们都在怀疑我有变节行为。我真是哭天无泪，让人打掉了牙齿还得硬要往肚子里咽。
没过几天，我因分活跟生产队长争吵起来，本来这事也不是什么大事，可他竟然当着生产队里那多人的面，用教训的口气对我说，‘你个叛徒，败类，还不服从改造是嘛？’我一听他骂我是叛徒和败类，就一下冲过去，抓住他的衣领，喊道，‘你凭什么说我是叛徒、是败类？老子身上有伤，还有荣获二等功的荣誉证。’生产队长把我用力甩开，用蔑视的口气说，‘别吹了，你是英雄，咋不见你入党，不见你当官呢？你见哪个英雄是回乡当农民的？’我气得肺都爆炸了。我对他说，‘好，老子让你看看老子是英雄，还是叛徒。’
我气得要发疯了，回到家，牵着家里的羊，抓住几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就往集上跑。妻子见我急红着眼睛，要把家里这点值钱的东西要往集上送，就要劝阻我，可我啥话也听不进，歇斯底里地喊道，‘难道你也让我上吊不成？’听着这话，妻子也没敢再拦我。
我把羊和鸡卖了四十元钱，便买了张火车票去了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军区乘军车来到了塔城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见我来了，就很奇怪，问我，‘这大老远的，怎么就跑来了？’我掉着眼泪对他说，‘村里人说我是叛徒。’副主任问我，‘为什么？’我说，‘他们说我一没入党，二没当官，是英雄就不会回乡当农民，所以，就说我是叛徒。’副主任说，‘那你为什么不找当地组织？’我说，‘找了，可是连县武装部的副部长都说我变没变节他们也不知道。’副主任马上给我写了一份证明：袁国孝同志是我塔城军分区铁列克提边防站的战士，参加铁列克提战斗表现勇敢，身上多处受伤，被苏军俘虏之后，坚贞不屈，并荣获二等战功。特此证明。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政治部。
从塔城回到家里，我把证明拿给生产队长看，拿给村里其他人看，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叛徒，是英雄。然后，我就把证明拿到大队和公社，让他们看。最后县武装部把这份证明留下存入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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